数字影像身体的审美特征(5)

第二，生存恐惑(指影像身体的力量和破坏性在心理上给观影者带来的毁灭性冲击)。观众在观看大片中各异的数字角色时，不管是身体变形还是凶猛的怪兽，其身形和力量之巨大、摧毁力之可怖，都会让人产生惊讶且害怕的体验。尤其是数字技术强大的表现能力和影院高度还原的视听系统，观众仿佛在与这类生物亲密接触，感受到自银幕散发出的变异、杀戮的气息，与所处的舒适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在惊险之余又有一丝宽慰和释然，便使这类影片具有了特殊的美感。此种体验有时被人解读为和进化有关。在远古时期，如果一个人单独外出活动，那么很可能会被其他大型捕食者吃掉。而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种对大型捕食者的恐惧一直保留在我们的脑海中，电影里的怪兽、僵尸、恐龙、吸血鬼就像大型捕食者一样。之所以会一直在银幕上流转，是因为这能让我们对那些大型捕食者保持警惕，尽量远离它们，虽然恐惧，但是还是想要“直面”这些怪兽，可能是在人类逐渐走出自然，并远离茹毛饮血生活后的一种训练的方式。以《异形》系列为例，第一只异形于1979年在银幕上诞生，一直延续到2017年，每一集都在不断变异，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观众保持了高昂的跨世纪热情。异形是一个完全的太空他者，它不知源于何处，外形丑陋、坚不可摧，有着迅速变异的能力和嗜血的杀戮本性，代表着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和恐惧。人类将其所能想象到的太空生物的可怖投射到异形身上，一次次演练被屠杀但终将战胜它的戏码，在内心深处似乎就能化解对不可知的恐惧；同时，在庞然大物的震慑之下，更加明了人类自身之弱小和认知的有限。

第三，“恐惑谷”效应。这一点主要针对类人数字影像身体。所谓的“恐惑谷”理论由日本机器人专家在1969年提出，是一个关于人类对机器人和非人类物体的感觉的假设，其说明了当机器人与人类相似度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类对他们的反应便会突然变得极其反感，即哪怕机器人与人类有一点点的差别都会显得非常显眼刺目，从而整个机器人有非常僵硬恐怖的感觉，有如面对行尸走肉。数字技术在打造银幕上人和非人形象方面的逼真效果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或者说，数字模拟的终极目标就是以假乱真。但当塑造的真实逾过一定的维度，反而会取得相反的效果。影片《007之大破天幕杀机》中的犯罪头目席尔瓦诉说自己被毒药折磨的惨痛，他的整个牙齿因此而腐烂，他向特工展示自己的牙齿，此时的画面明显经过了数字处理，完美呈现了正常的口腔如何掩藏了一个腐败的黑洞，但看似天衣无缝的对接却让人毛骨悚然，观众仿佛一不小心窥见了水果中蠕动的虫一样惊吓。那无比真实的一瞬间让人留下了阴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就是全CG电影鼻祖《最终幻想：灵魂深处》的失败，该片耗资惊人，创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人物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僵硬死板，让观众非常失望。随后的《贝奥武夫》等虽然雄心勃勃，人物塑造有所改观，但离满意值仍有相当的距离。提出恐惑谷理论的森昌宏也承认，对人类形象进行“理想化”的艺术处理，会增加其亲和力，甚至比真实的人类脸孔更能产生好感。而这种所谓的“理想化”，是指简单或夸张处理，尽量避免日趋真实的雷区，因为保留想象空间会增加观众对作品的认同感，但这又似乎与数字成像技术最终的照相现实主义目标背道而驰。所以，观众一边批评数字成像不真实，如李安版的《绿巨人》的皮肤太失真，《蜘蛛侠》的悬吊动作缺乏重力感；一边又在反感部分形象造成的心理惊悚印象。类人影像身体处于一种明明是人的身体但观众却不能与之产生共情的矛盾中，表面来看似乎只是像与不像的问题，实则有着深层的心理原因。

20世纪，神经学家在猕猴身上发现了镜像神经元细胞，得出结论：模仿过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机制，有助于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而且还可用来帮助我们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成长。学者安吉拉·丁维尔据此认为，社会环境中，我们人类渴望能够模仿他人的面部行为，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而且还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身份。因此，如果我们在他人身上不能获得证实我们自己观点的自我验证反应，如面部反馈，我们可能会拒绝他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使用面部模仿来确保我们自我概念的稳定性，例如，我们的信念、偏好以及我们对某一特定情况的反应。换句话说，我们希望看到自己在别人身上得到反应，而别人看到我们就像我们看到自己一样。所以，当我们与具有高度人情味的关系人物(如类人虚拟身体)互动时，如果对方不仅缺乏模仿我们面部表情的能力，而且还有可能阻止我们模仿和理解他们的情绪状态时，我们可能就会感觉到自己并没有被承认为人，也没有被该角色所理解，即会导致本质上的存在主义焦虑。[11](P.173)

文章来源：《数字与缩微影像》 网址: http://www.szyswyx.cn/qikandaodu/2020/0909/389.html